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鼓励各地各校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家长需求,探索实行弹性离校时间,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据记者了解,目前,
东莞大部分小学的放学时间均比较固定,父母无法兼顾接送的学生多选择到接送站度过课后时光。
对于有娃一族来说,看到“弹性离校”,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很多学校放学时,家长们还没有下班,接孩子就成了麻烦事,除非家里有其他专人负责此事。而且,如果孩子不是乘坐校车回家,那么,家长固定时间集中去学校接孩子，再次增加了学校附近的交通拥堵。这是固定时间离校的弊端,也是实行“弹性离校”的好处。
当然,对于“弹性离校”,家长热盼,老师却有点为难。“园丁们”平时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甚至放学之后,还要加班。如果实行“弹性离校”,放学之后,老师们还要继续照顾学生,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工作负担。家长们轻松了,老师们更累了,很难说这是解决问题的更合理的办法。
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学生接送站何以一直有市场空间。家长们固定时间接送孩子有困难,校方和老师们也不愿接盘,那么,市场化运作的学生接送站,就愿意接受这个累活。当然,接送站实行商业化运作,羊毛出在羊身上,相关费用还是要家长埋单。换句话说,离开真金白银的资源投入,“弹性离校”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
额外增加学校和家长们的工作量,给予他们适当的资源输入和劳动报酬,这是天经地义的。最终的问题就落实为,各方愿意为实行“弹性离校”投入多少。比如,校方愿意投入多少,以补偿老师们的额外付出;为了解决这个市民关心的问题,公共财政愿意为此投入多少;而受惠的家长们又愿意承担多少。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弹性离校”才能运作起来。
从学校恢复午托服务,到学生作业要不要家长签字,再到“弹性离校”的可行性讨论——近期,有关家校关系的话题连番刷屏,教育及其连带问题俨然成为城市的焦点公共议题。其间,政府、学校、家庭、商业机构(接送站)产生了复杂的互动。而达成最终动态平衡,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各方资源投入。
家庭的功能正受到各方力量撕扯。现代城市社会,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色彩十分浓厚,而作为“情感单位”“教育单位”的属性有点弱化,忙于工作挣钱的家长,热盼“学校午托”“弹性离校”“作业不签字”,既有很大无奈的成分,也有减轻教育孩子压力的冲动。但是,这显然是不太合理的想法,谁也别想做“甩手掌柜”,对于相对剥离的教育问题,大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家长是这样,学校、政府也是同样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