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牛棚里出生的，上学之前便熟读《四书》、《五经》、《弟子规》、《千字文》等古籍；18岁那年，他胸怀报国之志，投身兵营，军旅生涯中创作了长篇小说《男儿女儿踏着硝烟》、《子民们》、报告文学《从悬崖到坦途》等一大批文学作品；自上世纪80年代后，经由饶宗颐、刘漱泉、卢叔度等国学、经学、周易名师点拨而渐渐转向国学，30多年来孜孜不倦于儒释道三教的普及解说。曾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两度讲授《风水学与生态智慧》。他叫雷铎，一个求真、率真且智慧的老者。
春日的一个早晨，我们敲开了位于凤凰山半山腰的一处房门，一位身着红色外衣、头戴红色棉帽的老人出现在我们眼前。甫一落座，他便双膝上盘，一副打坐的模样，一口清茶之后，访谈就此开始。
□ 文/图 本报记者 陈福洋
我的童年
记者：先谈一谈您小时候的事吧。
雷铎：我出生在潮安县彩塘镇金三村，金三村是金砂乡的一部分，那个村的村民都姓黄，我的原名也叫黄雁生。在我的记忆中，金砂乡分别有东南西北四个寨门，我家就在西门附近，那里有一座更楼，从明清开始就是更夫敲更用的。解放初期，夜里还能听见边敲小铜锣边喊“小心火烛”的“喊更声”。后来政府把它分给我家，更楼便成了我家的稻草储存屋，楼下则是村民夜间拴牛的牛棚。
母亲在生我之前生过两个男孩，但活不了多久就夭折了，祖母便请巫师之类的算了一下，巫师说我妈生产的房间里“不干净”，最好是转移到牛棚分娩，因为那里有“牛神”庇佑，于是我出世那天，牛棚便成了产房。长大后我才明白，两个哥哥之所以早夭，是因为出生时都用那把世代相传的剪刀剪断脐带，而那把剪刀上生满了铁锈，一动便有铁锈像酥饼一样剥落，所以他们都死于“脐风”。
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奇怪的家庭，既是农民家庭又是文化家庭。
说是农民家庭，是因为世代务农。“土改”时期，我家还差点被评为“上中农”。 我记忆中是从不挨打的，而唯一一次挨打便是我二三岁时候。那一天，母亲忽然化成男装，用竹笠盖住了长发，她是为了去十里外的庵埠与我祖姑通气，承认我家多出的二亩地是她家委托代耕的。那天我抱住她的腿要跟着去，此事关乎全家命运，我父亲当时拿下竹筐上的粗麻绳不由分说一阵狠打，我松手了，母亲趁天未全亮出门，我家成了中农或下中农了，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挨打。
说是文化家庭，是因为我家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爷爷一直是村里“弦乐乐队”的指挥、扬琴手和唯一的高腔小唢呐手，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皆为曾祖父所传。父亲能书、画、联、灯谜、风、骚、六朝骈文与汉赋，文言书信他倒背如流，故四乡六里一有华侨来信，必求我父亲代读、解释、回信，谢礼是一篮土豆或几个水果，除夕代写春联也是如此。因此小时候，我的偶像就是我父亲，他读《四书》并言传身教，一辈子未与人口角。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书籍，我上学之前便得益于父母的教诲，开始读书识字。父亲曾经从外面挑回了六担书籍。这些书在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延安整风文集，包括毛泽东的讲话；第二类就是古典文学及小说，如《乾隆三下江南》、《三言两拍》、《三国演义》等等；第三就是近现代文学类，如徐志摩的书、舒曼的书等。印象最深的就是鲁迅的书，如《野草》《呐喊》和《狂人日记》。《野草》晦涩而黑暗，但我最入迷其中的《狗的驳诘》一类，六七岁学童迷上这类文字，我自己到现在也匪夷所思！而鲁迅五本杂文集(如《且介亭文集》一二三集)的简约与刻薄则深深影响了我后来的文风：文章决不能有多余的字，且常常话外有话。
我母亲是一个大地主女儿的“陪读”，这使她掌握了一些古代文学知识。她经常是一边干农活，一边背诵《增广贤文》、《千字文》，我每天都听她的启蒙文学朗诵，久而久之，我也就渐渐会背了。后来我称那种语言为“民谣体”，她给我写信是用韵文来写的，五言或七言，每句都押韵，这是我的家学。
上小学之前，我不仅熟读了家里的藏书，而且还学会对“对子”、猜灯谜，并开始临摹书法名帖。父亲对我临帖的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他把一个小茶杯粘在毛笔的顶端，杯里倒进三分水，严格五指必须用“龙凤眼”垂直中锋行笔，且杯中水不许溢出，后渐增至八方水，溢出则整张重写。正是这些苛刻古法训，为我后来书法的“庙堂之气”和“锥沙篆草”乃至“连笔铁线草书”无意中打下坚实基础。到读书时，我虽然个子很小，但各科各艺永远名列前茅。
军旅生涯
记者：据我所知，您在军队32年，从小兵当到正师级大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吗？
雷铎：我一直认为，军旅生涯是我人生的第二个“大因缘”。因为参加1971年广州军区的第一期美术学习班，我才有机会上京参观文革后首届美展，并亲睹其时还在“带罪改造”的黄冑大师的现场绘画表演。后来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广州军区合编的《1975年全国工农兵诗选》，我认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并阅读了大量的全国好诗，得到名师的指点，同时也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很多诗歌作品，成了有名气的诗人。
在军旅期间，我曾跟随部队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在第一线的前线指挥所，看过无数死人，也经历过无数次极端惊险的过程，但同时也借诗歌、散文、小说写一己之感悟，反思战争与人生。那时候，前线深夜会突然枪声四起，在敌情不明的危险情况下，我躲在防空洞里摸黑写《战地笔记》，为防止串行，我把行距拉得很宽，但天亮一看，还是有好多串行，没有经历过是想像不出来的。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才使我后来写下了长篇小说《男儿女儿踏着硝烟》、《子民们》、短篇小说集《死吻》、长篇报告文学《从悬崖到坦途》、《中国铁路协奏曲》等。
1984年，我和刘亚洲（当时他还是作家）等到第二次中越边境战争作火线采访，在前线突然接到总政治部令我提前归队的通知。那时我考入的解放军艺术学院首期文学班已开学，便去军艺找徐怀主任报到，后来与李存葆、莫言等为同班同学。在这个时期，文学上我得到秦牧、光未然、李季、李瑛、徐怀中、刘白羽等大家指导。我们称那个班为“博士后班”，因为所有授课的导师都是国内著名的文学大家，而那个班出来的学生，很多后来都在文学界有很大的建树，有的现在也成为大家。
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是“幸运的”，一开始学新诗，即得到“广西歌王”——《刘三姐》原作者、广西作协副主席黄勇刹以及诗人衣冠品两位名师的指导；学散文，即得到秦牧、袁鹰等大家的点拨；学小说，即得徐怀中、刘白羽帮助；习画画，即遇见当时尚在军博“带罪改造”的大画家黄胄现场传授。有这么多大师，我在文学和艺术的道路上就抄了很多捷径，不走弯路。军旅生涯期间，我在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创作著述上已经超过500万字，屡获全国全军文学奖项，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1999年，我以大校军衔转业，戎马生涯三十二载才划句号。
易学问道
记者：您在易经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也一直在弘扬国学，能谈一谈您的国学研究心得吗？
雷铎：为什么我会提倡复兴国学？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临精神和信仰的危机。西学一方面使得社会飞速进步，但也使人难免急功近利，重时间、重成效。但东方哲学是种大树，我们需要传统文化的回归，用诚意、用耐心、用传统的美德，使我们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现代人更需要传统国学来修养身心，因为现在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最大的问题是被成功的概念所左右。追逐金钱、地位，但却丢掉了内心的宁静和幸福。
1986年2月，我开始拜刘漱泉为师，研习《周易》。《周易》是一门东方哲学，这门学科学好了，其他学科学起来就更加容易了。我觉得我是对中国的国学兴趣越来越浓烈，所以愿意做一些普及的、解说的工作，我是一位东方至上主义者，我的使命是弘扬国学。
说起弘扬国学，也有一次“因缘”，那是2004年6月，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王鲁湘想请我去讲一讲“风水学”。他说，高校里的教授讲易学太过机械化、理论化，怕观众听不懂；而“江湖上”的研究人士讲易学则太过“玄乎”，怕被学界反感。他认为我比较合适，能够介于两者之间，而且能把问题讲得通俗易懂，讲得透彻。基于这次偶然的际遇，我才登上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开讲《风水学与中国生态智慧》，并首先提出了“风水学”的概念，把中国风水和西方的当代人居理论进行了边缘的结合，这门被西方人认为是东方科学而东方人却认为是玄学的学问，才终于正式登堂入室。
我认为，风水其实很好理解，“风水”只是《易经》的一个枝蔓，而具体的“风水”就是天地的面相，“风”就是空气， 它代表天；“水”为水土，代表地，所以风水讲的是天跟地，也就是说天人合一，人居住在天和地之间，三者和谐，人才能感觉到是幸福的。风水学的精髓是“大道”，即是利用地形、天文、气象的学问融入，即是阴阳辩证的哲学，与上天讲和，与大地讲和，尽量做到“顺天顺地”。
我的人生态度和求学态度最核心一点就是求真，做真人、写真字、画真画。我有一副对联：“自在心来去三千界，无师笔纵横十万方。”这是我40岁左右时写的，求真，也就是自在，其实也是一种“禅宗”的态度。生活、人生、百年，任何人最后都是“纵有千年铁门槛，挡不住一个土馒头。”活到100岁，你又能做多少事情呢？所以关键是真真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实实在在的过好每一天，我把交朋友的境界划了五个圈，最重要的是“诤友”，你先有诤心，才会得到诤友，有福理当分众享，无事不可对人言。
雷铎和他的抚松书院
抚松书院是近年雷铎着力构筑的一所旨在弘扬传统文化、传递大师智慧的“现代私塾”。书院坐落在广州海珠区黄埔古村的一间清代古祠堂。
“率真为约，简素为具，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茶一杯，好香一炷，闲谈古今，静玩山水……”在《抚松书院记》中，雷铎表明了书院的定位。他说，“希望书院可以聚集各路名贤来此雅集，头脑风暴、碰撞智慧，留下一些精神财富。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里又可以成为一个‘心灵加油站’，让忙碌的人们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忙碌的生活中将束缚的内心解脱出来。”
抚松书院提倡“终身修习”，按雷铎的设想，这是一处现代士大夫雅集之所。
何为现代士大夫？雷铎说，饶宗颐先生私底下有个精到的解释：“儒者，柔也”，简言之，便是守规矩、爱国家、明本分的谦谦君子。雷铎希望，借抚松书院，传递前辈大师的思想和智慧。“抚松书院既是现代的大私塾，也是胡适博士早年提倡的‘自修大学’，是现代人修养身心、终身求知的场所。”
抚松书院倡导的修习有三个方面：一是学，即学问，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以儒、释、道为主，西学以哲学和方法学为主。师资广延众长，不时聘请国内同道中的佼佼者讲课授徒；二是“艺”，包括书画、雕塑、文物、金石、版本、古琴、古箫为主；三是“乐”，包含茶道、香道、养生以及木石珍奇。在雷铎看来，凡是有益身心的传统文化的精髓都在书院中陈列。他提倡闻香品茶、诗书画艺，让这些传统文化的药引帮助现代人修身养性，慢慢加大精神心灵生活的比重。尤为重要的是，他希望借助抚松书院改变现代人的学习方式。
总策划：江俊英 蔡楚标
总统筹：邢映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