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档案文物：墓葬中出土的买地券馆藏：收藏于南汉二陵博物馆简介：这些买地券亦称冥契、幽契、地莂等，约源于东汉时期，此后各时期都有发现。它由现实中的买地契约演变而来，是一种写给“地下社会”的丧葬文书。
广州番禺区小谷围大学城，葱郁的林木托出一片规模宏大、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高大的馆舍透着唐时风味，在绛红色调檐架的装点下显得沉雄庄重。这就是
广州最年轻的博物馆——南汉二陵博物馆。今年5月17日，这座依托16年前发掘的南汉二陵而建的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进入展厅，扑面而来的，是广州城2200多年的过往，是广州地区6000多年的文明之光。馆藏非常丰富，买地券就是其中独特的藏品。买地券亦称冥契、幽契、地莂等，约源于东汉时期，此后各时期都有发现。它由现实中的买地契约演变而来，是一种写给“地下社会”的丧葬文书，在中华文化圈内被广泛使用。深埋于地下的买地券有何讲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易西兵老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十一郎砖室中放着合同券和地券
另类地券没看懂买地券 盗墓贼走了宝2004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市区东北部太和岗发掘了两座结构讲究的南朝墓。其中编号为M69的墓里，已经遭遇了严重盗扰，但仍残存青釉碗、灯、砚、滑石、铁镜等器物。发掘中，墓道北端靠近封门上部的一件东西，引起了考古队员们强烈的兴趣。这是一个红黄砖砌筑而成的砖函，底长26、边长18、厚5厘米，置于一个稍大的函坑中。函坑底部用两块长方形砖平铺。砖函里，是一块刻着密密麻麻文字的滑石板，长18.5厘米、宽17.9厘米、厚0.9厘米；表面打磨光滑并划出小方格，阴刻文字，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刻写较为随意，共214字，无一缺损；侧面和背面均经打磨，较为光滑，没有文字或符号。这是广州地区首次出土南朝买地券！盗墓贼在“光顾”此处时，没有将这件“不值钱”的东西盗走或破坏，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易西兵对券文标点断句后，进行了释读，从中可知：墓主人龚韬，男，生前居广州南海郡番禺县都乡宜贵里，任广州从事史，下葬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券的目的是为了让“地下死人”等众多地下神仙、冥府官吏“卖地”给龚韬。根据“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死者龚韬在此地建造阴宅并合法拥有。地下诸神仙、冥府官吏不得向龚韬发难，其他亡灵也不得侵占阴宅。张坚固、李定度作为见证人，立券为证。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件买地券带有“迷信”色彩。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水平，其价值就显得相当珍贵。易西兵指出，买地券作为一种有文字内容的随葬明器，对于墓葬断代及社会经济、文化和葬俗、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南朝买地券至少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包含了强烈的道教文化因素，反映了道教在南朝底层社会的广泛影响；二是受现实社会中的私有观念和官僚等级制度的影响，人们以买地券虚构了一个有官吏、百姓、各路神仙，以道教律法维护秩序的“地下”世界。
南汉一墓之主 刘氏二十四娘广州市西湾路154号唐宁花园所在的位置，2010年2月至2011年10月曾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清理一批西汉南越国至明代墓葬。2011年7月，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区中部清理一座五代南汉时期的砖室墓（编号M175）时，出土有“大宝三年”纪年的石质买地券一方。这方“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是目前经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方南汉时期的买地券。券文共238字，共18行，一正一反刻写，除少数漫漶不清外，绝大部分铭文都很清晰。券文行文流畅，语意简单明了，显示出撰写者较高的文字水平。易西兵指出，券文“维大宝三年”提供了关于墓葬的准确年代信息。“大宝”为南汉后主刘鋹年号，“大宝三年”即960年，属南汉晚期。南汉为五代十国之一，是岭南地区第二个封建地方政权。“右金吾街修文坊”是墓主人生前居住地，“右金吾街”应当是以官职命名的街坊，唐制，金吾卫使是掌管巡警及坊市启闭等的军官。墓主人为“刘氏二十四娘”，“刘”为姓，“二十四娘”则只能表明墓主人为女性，而并非其真实名字，“古代女性多只知其姓，不知其名，所以在本券中只写刘氏并不奇怪。”易西兵指出，除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李十一郎两方石券外，据目前公布的材料，还有两方南汉时期买地券，分别是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南汉光天元年（942年）买地券，以及收藏于广州博物馆的南汉大宝五年（962年）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除李十一郎石券外的其他三件买地券，墓主人均埋葬于南汉兴王府（广州）城西北郊，今下塘西路至西湾路一带。而且券文均是一正一反刻写，“这在以往发现的东汉至唐代买地券中相当少见，而常见于五代以后的买地券券文”，但“近年在广州考古发现的一些宋明清时期的砖质地券券文也是正反相间刻写或墨书”。对于这种书写格式，学者多有探讨。易西兵认为这种书写格式应当是代表生人的“阳界”和死者的“阴间”，以示区分。至于是否如一些专家所言，有吉祥之意，还需要再做比较研究。
另类书写一正一反之间虚构一个世界这种“正”“反”相对的书写方式，还有另外一种形式。201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江燕路一处地块进行了考古发掘。易西兵指出，由于受到晚期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城市建设的扰乱，此次勘探发现的东汉和南朝砖室墓，均仅存墓底少量铺砖，随葬器物不存。明清墓多为小型土坑墓，随葬品极少。难得的是，发掘的五代南汉墓（编号M3）保存完好，随葬的石质合同券和地券各一道保存了下来，券文完整，成为此次发掘中宝贵的发现。石合同券质地为青灰色泥岩。正面打磨光滑，背面有开凿石板时形成的纵横交错凹槽痕。长28厘米～28.1厘米、宽16.9厘米～17.4厘米、厚1.4厘米～1.7厘米。右侧券首刻写“合同券一道”。券文自右向左竖行刻写，楷体，部分字形有隶书风格，16行，共251字。券尾另起一行，自上而下分别刻画两个星图、“华盖”及两个道符。石地券同样为青灰色泥岩质地，正面打磨光滑，背面有开凿石板时形成的纵横交错凹槽痕。长27.6厘米～27.8厘米、宽16.9厘米～17.6厘米、厚1.4厘米～1.8厘米。左侧券首刻“地券一道”。券文自左向右竖行刻写，书体与合同券类似，18行，共250字。除文中“买地名程界莲花塘侧”与“大利甲向地一所”之间比合同券少一个“作”字外，其他内容与合同券完全一样。券文最后一行下方也刻画有星图和道符，除最后一个道符外，其余也与合同券所刻完全相同。考古工作者们将这两方石质买地券分别称作李十一郎合同券、李十一郎地券。易西兵指出，在目前已公布的买地券中这是唯一一例明确以“合同券”和“地券”的名称一同出现者。在此之前发现的五代南唐昇元二年（938年）陈尊买地券、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江注地券、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叶九买地券的券文都是自左向右竖行刻写。他认为，这是书写者有意为之，针对的是不同的阅读对象。“古代书写的正常体例是自右向左竖行书写，所以‘合同券’属正常体例；而‘地券’刚好相反，可算是一种‘反文’。我们认为，这种书写体例与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券文‘一正一反’的书写体例表达的是同样的含义，即‘合同券’是给生者看的，‘地券’则是给‘鬼’和亡灵阅读的。”与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相比，李十一郎合同券、李十一郎地券所表达的将生者与亡灵分开的目的更为明显。
一行反 一行正这方“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是经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方南汉时期的买地券。墓葬的准确年代应为960年，属南汉晚期。券文共238字，共18行，一正一反刻写，绝大部分铭文都很清晰。券文行文流畅，语意简单明了，显示出撰写者较高的文字水平。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