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广东“百科全书”《广东新语》里，有这样一段话：“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日本刀，是明代中国重要的进口商品之一。现在很多文章说，大量进口它们，是因为质量好。其实这种说法大概颇可存疑。当年输入中国日本刀的价格，与在日本本土的相比，大大高出。故而，这是一门利润很高的生意。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大背景，则是当时的勘合贸易。
司马光、欧阳修写诗赞美日本刀实际上，日本刀早在宋代已经出口到中国。学者陈伟庆言，日本刀造工精美，是宋士大夫珍爱的域外之物。他指出，日本刀首次出现在宋朝是端拱元年（988），包含在日僧奝然派其弟子喜因给宋太宗进献的方物中。本刀还得到了梅尧臣、司马光等人的赞誉。梅尧臣诗曰：“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欛沙点星。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棲湾汀”；司马光也有诗说：“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首《日本刀歌》：“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靶青丝绠。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荇。怅然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冏冏。毛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闻道倭夷初铸成，几岁埋藏掷深井。日淘月炼火气尽，一片凝冰斗清冷。持此月中斫桂树，顾兔应知避光景。”评价都是很高的。
出口刀剑是一门暴利生意到了明代，中日之间的贸易在“勘合”的大框架下进行。“勘合贸易”是在“朝贡”名义下的一种官方特许贸易，即由明朝政府制作日字与本字勘合各一百道，日字本字底薄各二册，将其中的一半留在北京礼部，其余的一百道勘合和日字勘合底簿一册送日本，本字勘合底薄送交留在中国。日本船只来中国，每船必须携带勘合一道，经查其珠墨字号相符合，方可进行贸易。这是为区别贸易船与倭寇船所采取的一项措施。为什么日本方面特别热衷于向中国输入刀剑呢？《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里有这么一段话：“据说，一把日本刀在日本仅值八百至一千文，而明朝给价高达五千文。故日本以朝贡为名，将大批刀输入广东以至中国各地，赚取巨利。”
明王朝曾限制贡使入朝规模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纯粹市场行为。比如，宣德九年(1434),日本国王的贡物是：马29匹,撒金鞘大刀2把,玛瑙大小20块,金属屏风3付,黑漆鞘柄大刀100把,铠1领,砚台1面并匣扇100把。明廷的回赐是：赐国王白金200两，花绒绵4匹，丝20匹，罗20匹，纱20匹，绢20匹；赐王后上述物品的一半，价值远远大于日本的贡品。明王朝以厚金回馈贡物的做法，显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润，而是为了谋求与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友好关系。因此，考虑到成本控制，对于贡使入朝，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双方并非严格执行。特别是初期日本通过进献倭寇俘虏，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明朝方面的信任，令明朝对日本朝贡船几乎来者不拒。
来华贡使次次“超标”带货日本幕府为了获取日本市场上需要的铜钱，几乎每年都遣使入贡，甚至一年来几次,而且每次入贡的船只和人数都超出了规定。如景泰四年(1453),日本贸易团来明，乘船10只，总人数达1200人，所带货物约是以前的10倍。学者时晓红指出，勘合船所载除少数贡品外,大部分是商人携带的货物，当中包括日本刀在内的兵器特别多。由于明廷规定外国朝贡的兵器不得在民间买卖，便全部由官方买下，给明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明廷也曾努力使日本少带刀剑，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宪宗曾要求日本各样刀剑，总不过3000把。景泰年间也曾压低收购价格。但日本贡使和商人置之不理。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的说法，明宣德八年（1433），日本入贡刀3052把，景泰四年（1453）增至9900把，成化二十年（1481）又增至3.861万把。据研究统计，1432年之后日本人十一次入贡刀的总量达到约20万把之多，从中谋取的利润非常巨大。
日本刀最早仿制中国刀 日人清水橘村在1932年写就的《刀剑大全》里说：“我国古代衣食住乃至工艺美术、百工之技术皆由中国传来，刀剑既非本邦特有之器物，则其初之锻刀皆为舶来品，乃任何人不能争论者”。故宫博物院学者毛宪民指出，日本刀在上古时代为直刀，最早仿自中国西汉中期环头直刀。中国的刀剑制作水平对日本刀剑早期发展影响至深。到唐代，日本以“唐样大刀”为基本蓝图，加以改进，从淬火技术到造型均有很大发展。从12世纪开始，日本造刀名家辈出，成为受人尊重的高级工匠。但无论如何，“其刀剑的制作之始，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无不深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
佛山铁曾远销日本日本本土钢铁匮乏，所以也从中国进口不少铁制品。明清时期佛山崛起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冶铁重镇，依托珠三角，特别是
广州的外贸网络，佛山铁锅远销海外。明朝中叶以后，因铁器出洋获利数倍，铁锅与丝、棉、瓷器等中国商品也大量出口东西洋，以换取白银。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下旨，开放了自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始的海禁，自此，佛山铁锅如潮水般销往海外。由于出口太多，一度引起官方的担忧，要求限制对外贸易的数量。
抗倭名将戚继光有不少人说，佛山的大铁锅运到日本，经重新熔铸后变成了日本刀，又出口到中国。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具体规模如何，流程怎样，还是不怎么清晰。我们能说的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曾称赞日本刀制作精良，构造合理，并在其基础上加以仿制，装备军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产品。日本古代金属重甲少见，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轻薄的日本刀大兴其道，并在工艺方面达到极高水准。但在装备更好、防御更强的古代中国和欧洲，对抗重装军团的兵器相应地更加重、阔、长。不过日本刀产生以及出口中国的历史，也体现了古代世界不同区域之间频繁的相互往来，以及互相影响和交流。
